浙师大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旨在推进校内18个相关院系进行资源整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形成学科协同优势，推进学校非洲区域国别学高质量发展，持续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学术支撑。在学部政策支持与机制引导下，学部学者产出系列成果。本期推送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学者、非洲研究院区域国别学博士生导师、外国语学院“双龙学者”特聘教授蒋晖研究员的文章《全球南方文学的大众文艺方向》，原文发表于《东方学刊》2025年第1期，《新华文摘》2025年第13期全文转载。

 作者提出，世界的多极化运动必然促成世界文学秩序的多极化，西方将不再是为世界文学提供形式、理念和元叙事的唯一源头，相反，全球南方国家将找到适合自己民族崛起的文学表述方式。为了能获取描述这种新的文学动态的能力，文学研究者需要突破传统的文本分析法，不断地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现实运动中对全球南方文学的状况做出“时势”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研究对象和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仅是描述既有的文学世界，而且是改造其不合理的权力秩序。

文章以“非洲文学”作为观察“全球南方文学”的一个透视点，并尝试提出初步的“时势”判断：当下从南方生产出来的文学依然需要来自北方的命名，南方作家彼此缺乏了解和共同语言，以及南方读者不阅读南方文学作品。也就是说，南方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北方的文化霸权。南方国家的文化资本市场并没有足够力量改变现状，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世界文学”中的大众文艺运动或许是激活南方文学的真正历史力量。

在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历程，作者认为，世界文学内部的权力关系变得愈加不平等，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了文化领域的“南北问题”。“北方”和“南方”是冷战之后的一对新术语，它替代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以“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不平衡的发展阶段”来描述全球化时代中不同地区的差异。这对概念在政治经济领域被广泛地使用，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却鲜有论者。但是，如果看看南方文学的萧条和北方文学的昌盛，这种巨大的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同一个现象。当北方主宰着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理论”和“价值观”时，其也掌握了制定世界文学等级的标准。全球南方并没有设立“全球南方”的文学奖项，南方作家仍然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布克文学奖、龚古尔文学奖等西方奖项作为最高成就。西方的承认会给南方作家带来巨大的国际声誉和可观的经济利益；全球南方文学批评也没有自己的理论语言，学者们以能用英语在西方学术刊物发表文章为荣，但这种“国际化”表象后面付出的却是“民族语失症”；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学在南方缺乏自己的读者。南方读者了解的现代文学的经典几乎都来自西方。总而言之，欲对非洲文学进行总体把握的学者立刻能看到展现其眼前的是一个不平等的文学世界。对非洲文学进行时势判断，就是描述北方和南方文学的双重结构以及探求南方文学的自我确立之路。

作者例举在南非和埃及考察的经验，说明西方的文化资本对非洲的控制，指出这是无法形成南方国家共同的文化市场的根本原因。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南非的图书市场完全商业化，这令国内的出版业处于愈加脆弱的境地。南非一家出版社（Jonathan Ball Publishers）总监杰里米 · 博雷恩（Jeremy Boraine）指出，“南非的读书市场很小，一本能卖到 2000 册的小说就算是畅销书。销售量小，便导致图书价格上升”，“在南非的图书市场，货架上出售的大部分图书是西方进口书。进口书价格本来就昂贵，加之南非货币汇率极其不稳定，因此，进口图书的价格就更显高昂”。南非金山大学出版社印刷的 207 页的学术书籍《阅读穆斯林》的售价为 352 蓝盾，约合人民币 146 元。而扎克斯 · 穆达（Zakes Mda）的一本出版于 2015 年的小说《小太阳》的售价为 246 蓝盾，按照当年汇率折算成人民币约为 122 元。这样的图书价格是南非的大众完全无法承受的。南非的图书市场是非洲的缩影：图书市场只是为少数精英提供西方的书籍，南非读者关于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的知识也主要从西方的图书和媒体中获取。南非作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作家的交流都是很有限的。

在埃及这个文明的古国，图书市场比起南非更要萧条许多。美国著名后现代思想家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Said）曾在开罗美国中学就读，这所中学坐落在开罗的马迪（Maadi）区。十余年前，在这所学校边上新开了一家现代书店狄万（Diwan）。开罗的书店很少，里面陈列的大多是阿拉伯文图书，也有一些西方的畅销书。在狄万出现之前，开罗图书市场死气沉沉。狄万书店创始人是三位女性，在 2002 年创办了这家书店。她们当时的判断是：

但我们的城市缺乏现代书店。在千禧年之际的埃及，出版、发行和售书行业因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失误而疲惫不堪。从埃及第二任总统贾马尔 · 阿卜杜勒 · 纳赛尔开始，经过安瓦尔 · 萨达特（第三任）再到胡斯尼 · 穆巴拉克（第四任），国家未能应对好人口激增，导致文盲、腐败和基础设施衰败。为了压制异议，每个政治政权都控制了文化产出。作家成为政府雇员；文学经历了多次缓慢而官僚的死亡。在埃及，似乎很少有人对阅读或写作感兴趣。在这个文化萎缩的时刻，开办书店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绝对必要。

作者指出，在文艺作品和人民的结合的问题上，非洲人民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曾做过积极的尝试。比如非洲大思想家法农就提出过“人民群众文艺观”。他说，仅仅谱写一首革命战歌来参加非洲革命是不够的，必须与人民一起革命。和人民在一起，必须成为所有为了非洲的解放、进步和幸福而被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的一分子。在这场唯一的战斗之外，没有别的位置留给艺术家或知识分子，他们必须与人民一起，被完全动员起来，投身到这场解放非洲与受苦者的伟大战斗中来。

因此，作者最后认为，如果南方作家若想赢回南方的读者，他们首先需要创作出属于人民的文艺，同时，南方的人民文艺也需要新的政治运动和文艺体制来保证它的传播。

蒋晖，浙江师范大学“双龙学者”特聘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区域国别学学部学者、非洲研究院区域国别学博士生导师，曾任教于美国夏威夷大学东亚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现为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中非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非洲文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非洲实地考察多年，是国内非洲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学者。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文艺理论与批评》《文艺争鸣》《读书》《文艺理论与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A&HCI/CSSCI 30余篇、11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主编《中国非洲文学研究评论：非洲文学研究卷》1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