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世界多族群国家必然面临族群整合的政治选择，都尝试将国内多元族群聚合，以期实现民族团结，建构民族国家的一体化。囿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各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举措，形成了差异化的整合方式。其中，卢旺达族群整合的理念和实践富有特色及独特的研究价值。卢旺达的族群整合紧紧围绕1994年种族灭绝事件而打造，以杜绝再次发生种族灭绝为指归。该国政府采取的具体实施策略具有多维特点：在观念层面，以“民族团结与和解”重建价值观，以“浪漫化与批判性”重建历史观；在象征层面，用整体的公民身份取代分裂的族裔身份，重塑国家符号，强化苦难的集体记忆与纪念仪式；在制度层面，建立“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等强力机构，制定系列法律打击一切与种族灭绝相关之行为，立足传统挖掘内生机制保障族群整合的运行。经过近30年的整合努力，如今卢旺达的政局和安全局势相对稳定，经济也取得长足发展，政策成效得到民众较一致的认可。在未来的工作中，卢旺达政府仍需进一步引导人民摆脱种族灭绝的阴影和身份政治的桎梏，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与正义。

关 键 词  族群整合 卢旺达 卢旺达爱国阵线 民族团结与和解 民族国家建构

作者简介  蒋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族群整合概念中的“整合”主要包含“聚合或优化功能”之意，是指达到“一体化”的手段。推而论之，族群整合就是通过各种政治举措，将多族群国家中的多元族群凝聚于民族国家，实现一体化。在此过程中，人民相互接受和承认其他成员有权分享共同的历史、资源、价值观以及有关国家的一切方面，用同属于一个政治团体的责任感加以巩固。因此，族群整合是要塑造一个全新的政治社团，这个政治社团将赋予国家生活以更加统一和完整的意义。族群整合是当代多族群国家必然面临的政治选择，只不过囿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各国形成了颇具差异的整合方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加里（John McGarry）等将其归纳为两类：“差异治理”（managing differences），即接受多元性的客观现实，并利用文化多元主义的举措进行治理；与之对应的则是“差异消除”（eliminating differences），即通过消除多样性的方式来实现一体化。从经验维度来看，这两类方式无论成功或失败，都具有“他山之石”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于卢旺达而言，在经历了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事件之后，族群整合的理念和经验尤其值得分析和总结。实际上，族群整合是卢旺达国家重建的核心抓手，卢旺达爱国阵线（以下简称“卢爱阵”）主导的政府将之视为一项系统性社会工程，并针对该工程展示了极其显著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在观念层面，重构价值观与历史观；在象征层面，废除族群身份，借用仪式、符号与记忆等形式在民众中培养“共情性”；在制度层面，成立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设计新法律体系，推行本土化的运行机制。卢爱阵政府通过多层次与多维度的努力，力求建构超越族裔的“卢旺达人”身份认同，实现民族团结与和解，杜绝种族灭绝悲剧的再次上演。

对于卢旺达在族群整合方面的突出表现，国内学者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探讨，庄晨燕从国族建构角度阐释卢旺达的民族和解；舒展主要从传统司法等具体微观的视角分析卢旺达民族和解的得失；侯发兵探讨了卢旺达族群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各自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蒋俊关注到卢旺达“去族群化”的独特整合方式，并侧重对其身份政治进行了审视。总体而言，上述研究已触及卢旺达族群整合的某些关键点，但尚存在完善空间：在理论上，族群整合的相关概念未得到有效应用；在内容上，较之族群整合这一庞大且复杂的事业，相关阐释尚未充分展开，还有待进一步系统思考和整体关照。基于此，本文尝试搭建更为全面的多维分析框架，深入探知卢旺达族群整合的实践逻辑与理论内涵。

观念维度：

重建价值观与历史观

观念来自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意识深处并对行动进行指导，也是卢旺达实施族群整合首先在意的底层逻辑。卢爱阵政府认为，西方殖民者到来后，不仅破坏了卢旺达的历史进程，而且扭曲了卢旺达人民的观念形态，影响到他们对历史的认知，陷入相互敌视和仇恨的思想陷阱，并最终导致了种族灭绝。卢旺达政府决定从源头入手，通过创造性地重构价值观和历史观，扭转这一恶劣局势。

（一）价值观重建

如果说1994年种族灭绝前，卢旺达胡图族政权宣扬的价值观反映了“族群分裂”与“族群仇恨”，那么卢爱阵政府重建价值观的核心就是“民族团结”与“民族和解”。卢爱阵政府成立后不久就确定了“民族团结与和解”的国是方针，2007年更是出台了《民族团结与和解政策》这一纲领性文件，将之系统化和理论化。具体到观念上，卢爱阵政府所理解的“团结”，就是将人民聚集在一起，使之能够感受到，他们不分高低贵贱，都拥有平等权利，共享国家的一切；对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破坏性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前殖民社会就是如此，卢旺达人是高度统一和团结的，团结的基础广泛而稳固：人民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和地域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围绕氏族身份进行互动，同一氏族兼容并包，既容纳图西人，也包含胡图人与特瓦人，相处融洽；都乐于接受国王的领导和“国王子民”的身份。新时期的民族团结只不过是将历史的投影再度现实化，促使人民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同呼吸，共命运”。卢旺达的团结观意味着人民相互适应和包容，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直至多样性完全融合，实现一体化。

对于“和解”，卢爱阵政府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卢旺达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社会和谐意识，虽然这种意识被殖民主义和独立后两任政权所破坏，但它是可以得到恢复的。其实，在本土的卢旺达语中，就存在着类似和解的词语“ubwiyunge”，有“断骨复位”（setting a broken bone）之意。也就是说，卢旺达传统的和解包含将破裂的东西重新聚合的意思。由此，种族灭绝后的和解就是希望受害者和加害者彼此放弃前嫌，一道重建社区。正如一位种族灭绝幸存者所解释的：“和解，是那些犯错者祈求被其所冒犯之人的宽恕，从而使双方的社会关系恢复如初。”人们普遍认为，如果没有和解，“卢旺达人将一事无成”。在和解的过程中，人民相互信任、宽容、尊重、平等、依存、揭露真相、治愈彼此的历史创伤。这种和解深入人们的灵魂，要求每一位公民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摆脱仇恨的过去，走向共存和解的未来。

民族团结与和解作为卢旺达国家重建的灵魂，在思想层面反映了卢爱阵政府族群整合的核心策略，即为了避免出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族群对抗的恶性循环，用更具道德感的方式修复因种族灭绝而“礼崩乐坏”的社会。与此同时，民族团结与和解也是该国政府一项必须长期执行的行动计划。卢旺达各领域和各部门皆以“团结与和解”为最高的行事准则，打击任何有违这一准则之行为，强化媒体的宣示与教育灌输，甚至运动会、时装秀与音乐会等都成为价值观内涵展示和传递的舞台，通过各种途径让人民将团结与和解文化内化于心。

（二）历史观重建

1994年卢旺达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暂停了小学阶段的历史教学（直到2004年才取消此项政令），并将中学阶段的历史课改为选修课（以教授世界历史为主）。这是因为，卢爱阵政府认为，种族灭绝前的历史观具有极强的“毒害性”，历史教科书塑造的知识体系只是为了宣传和煽动族裔与地区仇恨，为胡图政权的族群歧视和压迫辩护，对于1994年种族灭绝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重建历史观的任务被提上政府的正式议事日程。

1998年5月至1999年3月期间，卢旺达的政治精英在总统官邸乌鲁格维罗村举行了一系列反思会议（每周举行），被称为“乌鲁格维罗进程”（Urugwiro process）。在此框架内，与会者除了关注政治、经济、民主、正义和安全等议题，“审视历史和揭示真相”在讨论中也占据了突出位置。最终形成的报告强调，人们只有树立正本清源的态度，才能正确解读卢旺达历史，抵制殖民时期以来宣扬的分裂主义意识形态，促进和加强民族团结。1998年6月，根据前总统巴斯德·比齐蒙古（Pasteur Bizimungu）的指示，卢旺达成立了一个由13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担任共同主席。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卢旺达自古以来“团结历史”的演变，并总结提升民族团结的路径。1998年10月，在青年、体育、文化和职业培训部组织的和平文化会议上，与会者建议成立一个正式论坛，以科学揭示卢旺达历史的真相。卢旺达国立大学的学者也呼吁卢旺达人正视历史，“重建我们的社会”。1998年12月和1999年10月，该大学举行了两次全国性的历史研讨会，探讨如何编写和教授新卢旺达史，会后出版了两卷本的《卢旺达历史学的挑战》论文集，完整呈现了会议的成果。在2000年的全国团结与和解峰会上，卢旺达历史同样是众人关注的核心议题，与会者批判种族灭绝前被歪曲的“丑陋”历史，阐明重新书写历史的紧迫性，期待“尽快在所有学校教授历史”。总之，在政府引导下，卢旺达历史学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广大学者被鼓励“在国人和国际社会面前展示真实的卢旺达历史”。经过充分的酝酿与探讨，学界最终形成新的历史观，它可以被提炼为：对前殖民历史的“浪漫化”，以及对殖民历史和后殖民胡图政权的批判化。

在历史重建的过程中，国家一直掌握着主导权，当前卢旺达集大成、最具标志性的历史著作就是由政府组织编撰的。2006年，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聘请一批学者，合作完成了历史巨著《卢旺达史：从起源到20世纪末》。本书作者认为该书完成了一项 “艰巨的任务”，扭转了长期以来“为意识形态目的而操纵或编造历史”的趋势，满足了“正确了解过去，以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挑战的基本需要”。这本由卢旺达人独立书写、旨在“寻求真相和促进批判精神的历史作品”，是“国家重建的重要一步”。在内容上，该书完全遵照国家的新史观，描述了卢旺达人在殖民前的团结与社会凝聚力，驳斥了这一时期“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异质和敌对族群的观点。两个群体之所以自相残杀，根源首先在于殖民者，他们破坏了卢旺达人的社会结构，人为制造了胡图人与图西人的族群身份；其次在于前政权，不仅治理不善，而且传播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导致胡图人与图西人两个群体的关系进一步紧张，最终导致种族灭绝事件的发生。对于1994年后的历史，本书篇幅并不多，主要内容着眼于强调现任政府的努力和政治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尤其关注其恢复安全和秩序、实施民族团结与和解政策，以及与种族灭绝的“否定主义”“修正主义”等思想的斗争。《卢旺达史：从起源到20世纪末》一书表达了卢爱阵政府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对于卢旺达的历史观重建具有奠定基调的重要意义。

除了官方项目外，非政府组织如“和平研究与对话研究所”（IRDP）也做了大量补充性工作。该机构委托一批历史学者出版了《卢旺达的历史和冲突》（2005年）、《卢旺达针对图西族的种族灭绝》（2005年）和《1946年至1962年的社会和政治变革》（2008年）等著作。如今，这些出版物已被列为新设计的国家课程的主要参考书目。随着历史观重建趋于成熟，大批研究成果涌现，教学内容的体量不仅足够庞大，而且大都满足政治正确的要求，于是历史科目在各年级段不仅得到恢复且有所加强，发挥了在新一代卢旺达人中培育符合“团结”与“和解”价值原则的新史观的作用。

象征维度：

身份、符号、仪式与记忆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认为，人类是一种“象征的动物”。从本体论角度来说，人类自身并非一种象征，只是他们善于“利用象征”，其构建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内涵很多都是通过各种象征符号来表达和传递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渗透力和感染性，既能激发热血情感，也能产生规训戒惧。如果施政者能有效掌控象征符号，对于其开展族群整合则大有助益。

（一）身份标识：“我们是卢旺达人”

根据卢爱阵政府秉持的历史观，前殖民社会所谓“胡图”“图西”与“特瓦”并非族群标签，而是与财富和地位有关的类别。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相互通婚，身份亦可转换，根据掌握财富（主要为牛）的多寡，胡图人可以变成图西人，反之亦然。西方殖民者强行为三种身份赋予了族裔、种族与政治属性，并将之制度化，自此卢旺达人长期受累于这种具有撕裂性的身份标识，最终导致了以族群之名的大屠杀。

有鉴于此，在“乌鲁格维罗进程”中，促进民族团结和反对“（族裔）宗派主义”成为卢旺达社会最具重量级的讨论议题。其结果是，卢爱阵政府决定彻底废除族群***制度，卢旺达人不再有胡图、图西与特瓦的族属之分，禁止讨论族裔相关问题，在公共空间的规定尤其严格。其可行性的逻辑是朴素的：既然族群身份可以被人为制造，那么就可以被消除。而且执政党认为，“团结与和解”的目标能否达成，取决于三种分裂性身份消除的有效性。摧毁了陈旧腐朽的原身份标识，其替代的社群身份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建立在公民或民族，即卢旺达人（Rwandaness）身份之上，据此也呼应了历史上囊括卢旺达全体居民的“阿巴尼亚卢旺达”（Abanyarwanda）身份。卢旺达人身份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成为新政府的绝对基础原则，“所有（和解与团结）战略的关键是重新定义和强化共同的公民或民族或国族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每位卢旺达公民都认为他或她首先是卢旺达人，而不是其他任何身份”。用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总统的话来说，卢旺达人民必须抛弃族群身份的迷思，而应该将“公民身份放在第一位”。

为了推动身份标识顺利转化，2013年11月，卢旺达政府启动了“我是卢旺达人”（Ndi Umunyarwanda）的重磅计划，进一步重塑卢旺达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力图建构出一个基于信任和团结的卢旺达共同体。“我是卢旺达人”计划的关键在于，培养人民作为“卢旺达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将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而不再依恋具有分化属性的族裔和地区身份。2017年，该计划实施四年后，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对其成效进行了初步评估，共涉及1.2万个家庭，样本量足够庞大。评估报告显示，97%的受访者了解该计划，92%的人支持该计划的宗旨和目标，70%的人反馈该计划帮助他们强化了其“卢旺达人”身份认同。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这一计划教导我们为何以及应该如何作为卢旺达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从族裔角度看待自我与他者”。98.4%的受访者认为该计划是一个让卢旺达人面对历史道出真相、忏悔、谅解，并得到治愈的平台，促进了卢旺达人之间的团结。有受访者表示，“我和其他国人一样拥有一个卢旺达人身份，我们是兄弟姐妹。该计划扎根于现实生活，是定义我们作为卢旺达人身份的价值观和原则，是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从调查结果来看，大多数卢旺达人接受了“我是卢旺达人”计划的理念，将彼此视为一个整体，使得卢旺达建构一个具有包容性、超越所有其他身份的公民身份成为可能。

（二）国家符号与纪念场所

2001年后，卢爱阵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军队制服和国歌，用以取代种族灭绝前旧政权的国家象征。旧的国旗以比利时国旗为基础，由3条垂直带组成，红、黄、绿色各一条，黑体的“R”（卢旺达英文“Rwanda”首字母）置于正中，新政府认为黑色代表着某种形式的厄运，红色象征族群冲突的鲜血，因此所传递的信息与当前国家目标背道而驰。相反，新国旗由3条横条纹组成，底部为绿色，中间为黄色，顶部为浅蓝色，右侧为一轮金色的太阳，分别象征着卢旺达的自然资源（绿色）、经济发展（黄色）、幸福与和平（蓝色）、团结（金色太阳及其光辉）。前军队制服上绘制一把锄头、镰刀、一张弓和一支箭，被认为让人联想到种族灭绝时使用的大砍刀，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中性的卢旺达植物和工艺品。旧国歌有描述3个族群的歌词，而且也赞美了那些在卢旺达历史上曾发动和组织种族灭绝的前领导人，因此替换后的歌词赞美祖国和人民，倡导作为整体的“卢旺达人”概念。旗帜、国歌与军队制服等通常反映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特色，在卢旺达，它们内含政府团结与和解的族群整合理念。通过这些极具集体展示性的象征符号的重新设计，有助于唤起民众对于国家共同的血脉与文化情感。自1994年始，卢旺达政府被命名为“民族团结政府”（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也体现了一种象征性的表达。

在被称为“千丘之国”的卢旺达，众多山头坐落着无数种族灭绝纪念场所。位于首都郊区基索兹（Gisozi）的“基加利纪念中心”，是卢旺达最主要的纪念场所之一。纪念中心设有多个展厅，其中一个展厅分别用英语、法语和卢旺达语将卢旺达从殖民入侵前到种族灭绝的简史记录在木板上，配有一些原始文件的照片和解释性评论，向参观者展示“真实”的历史。其他更多展厅用来呈现种族灭绝的残酷：一个展厅集中展示大量被杀害儿童的遗照；一个展厅将遇害者的照片悬挂在从地板到天花板的电线上，像逝者的灵魂在空中飘荡；一个展厅用抽象的雕像描绘遇难者死亡时的挣扎和痛苦。纪念中心周围是一座花园，里面耸立着一堵墙，列出了所有已知在基加利遇害者的名字。公园的一侧是开放式的陵墓，能够辨认身份的遇害者遗骸被放在棺椁里，铺上紫布和白色花边，堆放在拥挤的地下房间，人们可以进入瞻仰。它们与更多的“无名氏”总共有超过25万具遗骸被埋葬于此，令人震撼。许多纪念场所依托教堂而建，因为一些教堂是最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场地。在恩塔拉马（Ntarama）的天主教堂，数千人在此遇难。最初政府要求教堂保持原状，作为种族灭绝的罪证。因此，教堂内凌乱散落着尸体的骨架或骨骼碎片。2000年，政府出资清理并建成正式的纪念馆。距基加利一个小时车程的尼亚玛塔（Nyamata）也有这样一处类似的纪念馆，多排头骨和多箱骨头摆放在教堂以及四周的拱顶内，提醒人们此处曾发生过惨无人道之事。这些纪念场所紧紧围绕种族灭绝的悲剧主题，通过最具感染力的展品构建主旨鲜明的形象符号与情感网络，增强主题的传播性和教育性。

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下，2010年，卢旺达已建有8个国家级大型纪念馆和大约200个地方层面的纪念场所,纪念性的墓地或纪念碑几乎遍布每个社区。沿着卢旺达的高速公路行驶，纪念场所一路相伴，从布塔雷（Butare）到吉塔拉马（Gitarama）短短的路程上，就有位于鲁博纳（Rubona）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所、位于松加（Songa）的农艺科学研究所、恩扬扎（Nyanza）的前王室首都、鲁汉戈（Ruhango）的集市，以及卡博加伊（Kabgayi）的天主教建筑群等多处规模较大的纪念馆。大大小小的纪念场所星罗棋布、随处可见，让人在视觉和心灵上不断产生强烈冲击、无法忘怀。纪念场所整体的规划设计，也是卢旺达政府有意为之，透过密集的空间维度，在持续的回旋传递和渗透中，努力塑造人民对于种族灭绝的整体认知。

（三）纪念仪式与集体记忆

每年4月份，卢旺达都会举办全国性哀悼活动，期间国旗下半旗，广播和电视台循环播放纪念歌曲，电影银幕上映体现种族灭绝历史的影片。各种纪念仪式，如挖掘遗体残骸、重新安葬遗体残骸、集体祈祷以及领导人发表讲话等活动在纪念场地轮番举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卢旺达人全民参与这些活动，默哀祷告，聆听演讲，给墓地献上配着紫色丝带的花束，在纪念馆入口或周围主干道上悬挂起紫色的横幅和旗帜。纪念横幅上用卢旺达语书写着“记住针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或“捍卫真相和我们的尊严”等标语，在其他的表述组合中，“种族灭绝”与“针对图西人”是最常用的词汇。在特殊的纪念场合，标语作为一种媒介，其实也反映了卢旺达种族灭绝反思话语的变迁。最初，受害者没有明确的指向性（卢旺达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卢旺达政府才定性“针对图西人的种族灭绝”的表述，强化了图西人的受害者角色。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表述并不利于卢旺达族群整合，因为种族灭绝期间1万～5万失去生命的胡图人被忽略了。

按照惯例，“逢十”的纪念仪式一般更为隆重。2004年是种族灭绝十周年，卢旺达政府拨款700万美元用于活动预算，还从世界各地邀请代表参加为期一周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4月7日，在基加利纪念中心举行了规模庞大的受害者遗骸填埋仪式，之后的系列活动还包括国际种族灭绝学术研讨会、各种常规性活动的启动仪式（如整修纪念场所），也有群众组织默哀并举行和平游行等。2014年是种族灭绝大屠杀20周年，纪念仪式同样盛大。卡加梅总统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Ban Ki-moon）一道出席在阿马霍罗（Amahoro，意为“和平”）国家体育馆举行的纪念仪式。在国内传递了3个月的火炬在此燃烧100天，对应种族灭绝的100天，强化种族灭绝的时间概念。卢旺达种族灭绝纪念仪式承载着更为特殊的意义，仪式过程带有强烈的“展演性”，不仅面向国内民众，也面向国际社会，是对全人类的警示。实际上，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对于卢旺达种族灭绝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同样需要在纪念仪式的情境中自省和反思。

卢爱阵政府设立了多个与种族灭绝有关的国定假日，纪念亡者、庆祝来之不易的和平。“国家哀悼日”为4月7日，正是这一天胡图人启动了种族灭绝恶行，每年的纪念最为隆重。7月4日为“解放日”，标志着卢爱阵的部队“卢旺达爱国军”（RPA）攻占基加利，原政权垮台，种族灭绝结束。2月1日为“国家英雄日”。英雄群体来源广泛，包括军人、政治家和种族灭绝受害者等，代表性人物有：卢爱阵第一任主席弗雷德·鲁维盖马少将（Fred Gisa Rwigema）；一位无名士兵，代表在推翻原胡图政权的斗争中所有牺牲的战斗人员；鲁达希瓦国王（Rudahigwa，卢旺达倒数第二位君主），倡导卢旺达的统一和独立；前总理胡图人阿加特·乌维林吉伊马纳(Agathe Uwilingiyimana)，因反对种族灭绝计划而被杀害；尼扬格高中的学生，在种族灭绝者的威胁下不肯屈服，选择了团结而不是分裂，惨遭杀害。每个节日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教育属性，人们铭记苦难、寄托哀思、赞美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重复强化，节日所反映的精神逐渐融入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

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强调“共同受难”的记忆对团结人民所起的关键作用。勒南解释道，“民族的悲痛记忆比胜利更具价值，因为前者意味着责任，需要同心协力。”没有比种族灭绝的创伤带给卢旺达人更痛苦的记忆了，通过各种方式揭开这一层伤疤，以血淋淋的事实警示后人：阻止种族灭绝的发生就是最大的正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种族灭绝后纪念场所的修建，纪念仪式的举办，以及纪念性节日的设置，其背后都有卢爱阵政府运用象征力量的政治逻辑与现实考量。

制度维度：

机构、法律与机制

族群整合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行为，高度依赖制度层面的保障。为此，卢旺达政府成立了专门性机构负责执行族群整合的具体事项，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提供整合的依据，创建有效机制引导民众参与并跟随整合体系的运转。

（一）机构保障

1998年5月9日，卢旺达召开首次“领导人协商论坛”，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决定设立“民族团结与和解委员会”（NURC，以下简称“和解委员会”）。次年3月，该委员会正式成立，旨在“整合四分五裂的卢旺达社会，领导人民走向团结与和解，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与持久和平”。其主要职责既要建构话语体系向民众宣示和传播民族团结与和解的精神，协调制定和优化民族团结与和解的行动计划及具体措施，也要通过过程追踪评估其工作的成效。从这些职责设定来看，和解委员会肩负重大使命，也是最能推动和践行“团结与和解”价值观的政府机构，所有的工作重心皆与之相关。因此，自成立后的20余年里，和解委员会一直是助推国家前行的决定性力量之一，维持着一个庞大且层次分明的系统，涉及卢旺达社会的所有关键部分，且深入到社区基层，开展了大量相关工作。2003年宪法、2007年团结与和解政策以及各种传统和社区解决方案的制定，和解委员会在其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和解委员会充分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角色，举办协商会、沟通会和动员大会广泛宣传政府的主张；与卢旺达国家博物馆和高校等机构合作规划新的历史课程；营造公民教育氛围，设计公民教育机制；成立“处理种族灭绝幸存者问题委员会”“确保问责制和善治委员会”等机构；鼓励和推动各地区加强文化交流和贸易；设立促进团结与和解的“调解员”职位，依托社区解决地方矛盾和冲突；研究团结与和解相关问题，确保和解进程按照务实和科学的方式进行；制定“和解晴雨表计划”，监测团结与和解的实施情况；举办团结与和解青年峰会，等等。正如其名，委员会的工作放眼全国，始终围绕“团结与和解”开展活动，极为重视民众的参与，切实履行了其职责。

卢旺达政府认为，国家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一些媒体长期传播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部分教会成员始终没有放弃分裂主义的思想和行动；而活跃于刚果（金）东部的胡图族反政府武装“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FDLR）等，更是竭力鼓吹和宣扬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因此，反对分裂、反对种族灭绝及其意识形态，是卢旺达族群整合的关键原则与核心目标之一。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卢旺达于2008年4月成立“国家反种族灭绝委员会”（CNLG）这样一个“全国性、独立性和永久性”的机构。该委员会提出的愿景宏大，希望“建立一个没有种族灭绝和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世界。” 为了实现此目标，该委员会的任务明确，专司其职，即致力于消除种族灭绝产生的影响，打击种族灭绝，扑灭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的苗头，保障种族灭绝幸存者的权益，开展相关研究和纪念活动。上述两个重要机构，特别是和解委员会发挥了极其显著的作用，为卢旺达族群整合提供了行政和组织保障。

（二）法律保障

卢爱阵政府决心建立一个“以尊重基本人权、多元民主、公平分享权力、宽容和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为基础的法治国家”，因此法律是族群整合所倚重的根本性制度框架。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卢旺达出台了2003年宪法。为了取得“最大公约数”，该宪法具有全民参与性，2003年5月26日，超过93%的卢旺达人投票赞成通过新宪法。正如比齐蒙古总统所指出的，法律不仅仅是为了惩罚或让人们害怕犯罪，也为了改变导致暴力的“不良意识形态”，具有教化性。2003年宪法紧密围绕卢爱阵政府重构的价值观与历史观，在法律层面强化卢旺达人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以及弘扬本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意识，序言中出现了“我们是卢旺达人”“我们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共享一个国家与命运”“从历史中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使之成为国家存在和繁荣的基础”等相关表述。宪法也确定了“民族团结与和解”“打击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和族裔—地区分裂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和解委员会等政府机构的行动拥有了最高的法律标准。除了宪法，卢旺达还颁布了一系列针对种族灭绝精细且严苛的专门性法律。

早在2001年，卢旺达政府就出台了《预防、禁止与惩治歧视及宗派主义犯罪法》，明确定义了“歧视和宗派主义（分裂主义）”罪。行为人针对族裔、地区、肤色等人的身份和特征所表达的言论或采取的行动，若侵犯卢旺达法律或国际公约所界定的人权，属于歧视罪。行为人利用言论、文字或行动引发冲突，导致暴乱并可能恶化人民之间的纷争，则属于分裂主义罪。犯有歧视或分裂罪者，将被判处3个月至5年的监禁。这一条款在2003年宪法第33条得到呼应，该条规定，“宣扬族群、地区、种族歧视或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分裂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2003年9月，政府推出“打击种族***、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法律，确定了这些罪责的定义方式和刑罚标准。以种族***为例，其定义基本来自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表述，相关罪犯可****。否认、淡化或试图为种族灭绝辩护的行为也将受到惩处，“任何人通过言论、著作、图像和其他手段，公开否认种族灭绝、淡化种族灭绝，或试图为其辩护、隐藏和销毁证据，将判处10～20年的监禁。”这是对2003年宪法第13条的细化，该条规定“种族灭绝的修正主义、否定主义和漠视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2008年7月，政府制定《惩治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犯罪法》，其中将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定义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种族灭绝或煽动他人基于族裔、出身、国籍、地区、肤色、体貌、性别、语言、宗教或政治观点实施种族灭绝的思想集合。对于被认定为种族灭绝意识形态犯罪者，可判处终身监禁；对于“煽动仇恨”“威胁与恐吓”等行为可判处10～25年的监禁，如是累犯，刑罚加倍；对于传播种族灭绝意识形态者，将判处20～25年的监禁。这是对2003年宪法第九条的具体阐述，该条规定“打击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及其所有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核心职责之一”。

上述3项法律的目标不仅是要打击种族灭绝的行为，也要消除或至少弱化导致种族灭绝的可能因素，在卢旺达当前族群整合、民族国家建构的语境下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是对宪法的有效补充。因此，卢旺达现已形成了以2003年宪法为中心的一整套完整法律体系。某种意义上，2003年宪法是卢旺达政府以最高层次法律形式发布的施政纲领，充分体现了其族群整合的核心理念，其他衍生的各项法律是执行这种理念的工具。

（三）机制保障

卢爱阵政府在开展族群整合重建国家时，并非一味借鉴西方或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一方面可能基于对殖民主义的厌恶感，对外来因素始终怀有警惕；另一方面则尝试通过唤醒传统，鼓励和提振人民作为“卢旺达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由此，卢爱阵政府特别强调内生的机制，深入历史肌理探求前人的智慧，“复兴”了众多传统制度，在族群整合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机制种类繁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公民教育机制，主要有“因干多”（Ingando）与“伊特雷罗”（Itorero）；社区义务劳动机制“乌姆干达”（Umuganda）；集体互助脱贫机制“乌布德赫”（Ubudehe）；本土司法机制“卡恰恰法庭”（Gacaca）；社区级和平调解机制“阿本兹”（Abunzi）等20余种。现以伊特雷罗为例，介绍和分析这一公民教育机制的运行逻辑。

在卢旺达，人们认为“价值观不会天赋”，而只能通过教育和实践来内化，从而构建了一套极具特色的公民教育机制，通过它将其思想观念与方针政策传递给卢旺达人民。1994年后，公民教育一直是卢旺达政府的重要议程。在2007年11月12日的内阁会议上，公民教育再度升温，被推上国家施政的更高层面。在此背景下，伊特雷罗作为一种“传统的发明”被创造性地与公民教育联系起来，使之登上政治的核心舞台。是年11月16日，伊特雷罗项目正式启动，由此开创了公民教育的新时代。伊特雷罗的中央管理最初是和解委员会临时设置的一个只有5位成员的超小型机构，后来变成地方政府部下设的一个独立机构。2013年，政府成立国家伊特雷罗委员会，全权负责相关事宜。委员会直属总统办公室，委员会委员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同年卢旺达政府颁布第“41号法令”，确定了委员会的组织架构、基本任务与主要功能，为伊特雷罗公民教育的全民推广提供了法律与组织保障。卢旺达每一个行政层级，省、区、县、乡以及最基层的社区或村庄都设有伊特雷罗协调委员会，各自负责所在区域的伊特雷罗项目，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联动机制。

伊特雷罗项目启动后的前几年（2007～2011年），主要目标是培养培训师，到2012年，伊特雷罗已登记29万余名毕业学员，表现突出者进入培训师人才库，有机会担任伊特雷罗的讲师。理论上讲，伊特雷罗公民教育针对全体卢旺达人，且大致上按照职业或身份群体统一培训，比如教师、学生、各级公务员、警察以及农业、卫生领域等数十个行业与团体的成员。按照卢旺达政府的设想与实际操作，年龄在18～35岁且完成中学教育的这部分青年才是接受伊特雷罗公民教育的绝对中坚力量，因为国家未来的政治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年被培养成何种公民。对于这个群体，政府采取强制执行的策略，制定更具特色的方案，培训包括两个阶段：在“谷托兹瓦”（Gutozwa）学习阶段，学员接受为期3个月集训；在“乌鲁格雷罗”（Urugerero）实践阶段，学员需以国民服役或担任志愿服务者的角色，被分配到各社区义务劳动7个月。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学员主要以参加道德、政治和文化学习以及体能训练、心理训练为主，其接受的培训内容分为4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国家认知模块（重点），传授历史、文化、公民意识、国家主权与国际事务、国防与国家安全、公民对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等相关知识；体质锻炼模块，包括行军、肉搏战、武器操控、障碍课程、独木舟、野营等课程；性格养成模块，以游戏与活动为教学手段，参与者获得正确的价值观、自信、领导力和自我评估能力；社区服务模块，学员以小组形式被派往周边社区，为下一阶段的义务劳动提供实习机会。在第二阶段，经过强化训练的学员需要从理论走向现实，真正践行志愿服务的要求。社区服务的类型繁多，包括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安全与保障、治理与管理等诸多领域。7个月的服务期结束时，同一批次学员将再次集结，参加毕业仪式，总结和汇报整个活动的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并取得毕业证书。整个过程受到协调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与评估。

卢旺达推行伊特雷罗公民教育，期待培养出“新卢旺达公民”或“模范公民”。通过这一公民教育项目，卢爱阵政府可从中向青年们传递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关键词：团结、爱国主义、无私、正直、责任、志愿服务。其中“团结”是伊特雷罗公民教育的关键，一定意义上伊特雷罗就是一项围绕“团结”的教育机制，建立在共同的身份、共同的训令、共享的知识、共同的行动以及共同的愿景之上。

1994年种族大屠杀后，卢爱阵在一片废墟上接管国家：基础设施被摧毁，政府的行政能力瘫痪，司法系统完全崩溃，政府与公民社会（教会、非政府组织及媒体）的信用破产，人民流离失所且深感绝望。由于种族灭绝事件带来的毁灭性遭遇，这个国家和人民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致命危机，结束种族灭绝的卢爱阵更担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和使命，从而为其实施族群整合提供了最无可辩驳的道义性与合法性。卢旺达通过族群整合，修复破碎的族际关系，建构超越族裔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家走向了艰难的“逆袭”之路。

2020年，卢旺达发布《和解晴雨表》，对于这段20多年国家族群整合历程进行了权威总结。《和解晴雨表》设定6个关键主题指标来评估族群整合的成效、民族和解与团结的程度（根据受访者的认可度或满意度来体现）：（1）了解过去、现在和展望未来（包括对事实的理解、历史以及如何分享历史、和解的自主性、展望未来）的认可度或满意度为94.6%；（2）身份和认同（包括民族认同、对民族认同的承诺、对共同身份的自豪感）的认可度或满意度为98.6%；（3）政治文化与治理（包括机构的角色、领导人的表现、公民赋权和参与治理）的认可度或满意度为90.6%；（4）安全与福祉（包括国家安全与和解、个人安全与和解、经济安全和财产权、基础设施的合理分配）的认可度或满意度为94.3%；（5）正义、公平和权利（包括了解真相，惩治种族灭绝和相关罪行、赔偿种族灭绝期间被掠夺或破坏的财产、道歉和宽恕）的认可度或满意度为93.1%；（6）社会凝聚力（包括卢旺达人之间的信任、卢旺达人之间的宽容和互动、卢旺达人的交往和团结）的认可度或满意度为97.1%，总体认可度与满意度达到94.7%。2020年《和解晴雨表》是卢旺达开展一项全国性大调查的成果，通过概率抽样技术在全国各地9 720个私人家庭和2 880个机构单位住户中搜集定量数据，设定的主题紧密围绕种族灭绝后的国家重建，因而具有全面性和权威性。从统计数据来看，卢旺达族群整合较为成功，取得的成绩斐然。

当然，卢旺达的族群整合还存在不少需要克服的挑战。上述调查显示，8.6%的受访者认为仍有人“散播种族灭绝和分裂政治意识形态”，26.9%的受访者倾诉“种族灭绝和分裂政治导致无法愈合的创伤”。在未来的工作中，卢旺达政府依然需要进一步引导人民摆脱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和种族灭绝阴影。此外，关于图西人在卢旺达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是否占据支配地位，仍然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为了实现最大程度的公平与正义，卢旺达政府理应通过切实行动来回应这种争议，打消外界的顾虑。

总之，卢旺达族群整合是观察该国解决族群问题的一扇独特的窗口，从中可以窥探这个国家在经历种族灭绝级别的族际暴力后，寻求彻底改变和转型的理想与实践，因而具有相当的经验总结价值。首先，卢旺达族群整合是一项综合性立体工程，在观念、象征以及制度等层面设计了各种举措，彼此构织成庞大的网络。其次，卢旺达族群整合调动全民参与，相关理念密集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民接受全方位的思想洗礼和行动指引。再次，卢旺达族群整合强调国家的绝对主导权，各项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具有强制性和不可置疑性。最后，卢旺达族群整合大致属于“差异消除”的路径。这种整合方式是以牺牲族裔多元性为代价的，幸运的是，在卢旺达从未偏离可控的政治框架，况且在杜绝再次发生种族灭绝的语境下，理论总归服从于现实的合理性。实际上，非洲国家大都认为族群多样性容易引发社会的割裂与对抗，当政者基于各国国情通过多种策略避免族群冲突的发生，而像卢旺达这种“釜底抽薪”完全消除差异的现象实属罕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卢旺达族裔结构相对简单，加之政府控制力强大，且经历1994年种族大屠杀之特殊历史事件，使之有基础制定并实施族群差异消除政策，但对于非洲其他国家而言未必具有适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