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专访】刘鸿武：和合共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

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创始与现任院长刘鸿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网原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到“共生”“多元共生”“和合共生”的理念，并从不同角度阐释其意义及价值。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2021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再次强调：“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为更加全面准确系统地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的理念精髓，中国社会科学网以“和合共生”为主题，邀请专家学者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合共生”理念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内在价值逻辑做学术探讨，以便学术界同仁对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和合共生”理念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有更深层次的体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将于9月1日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衷共济，和合共生’理念学术讨论会”，本次学术圆桌的稿件组织得到主办方大力支持。

学者简介

刘鸿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政府“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创始与现任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金砖国家智库联盟中方理事、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政治学会副会长。2009年被评为“第二届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

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8月21日刊发刘鸿武院长专访文章《和合共生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http://www.cssn.cn/mkszy/yc/202108/t20210820_5354900.shtml）

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其生存演化所追求之最高境界，无非是两个维度，一曰空间上得其广大，二曰时间上得其长久。

空间上得其广大者，为此文明不仅有创新不竭之活力，且极具广博开阔之包容性，可将广大地域里各种各样不同之人类族群与文化联结于一体，虽有差异而相安共处，虽有个性而友善并存，故而此文明得以在空间上日渐扩散传播，最终形成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广袤、色彩斑斓之大型文明共同体。时间上得其长久者，为此文明不仅起源极古老，强盛一时，且极具坚韧刚毅之历史延续性，可历千难万劫而复兴，如源远流长之滔滔江水，奔腾而不息，长流而不断，所谓“苟日新，又日新，再日新”，故而此文明得在时间上跨越千秋万年，开万世之太平。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明历久弥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历史上曾经红极一时的诸多庞大帝国有何不同之处？

刘鸿武：中国人之所谓“四海一家”与“天长地久”，大致就是指中华文明历经千秋万世依然能生机勃勃。那么，文明何以得广大，何以得长久呢？这在理论上似乎是难解之题，因为文明只在人类的不懈创造、坚持不弃的实践追求中，才有未来，才有答案。不过，如果我们回顾漫漫历史，就会发现，中华民族在国家建构与文化关系演进的独特过程中，或许隐藏着破解这一千古难题的某些谜底，潜藏着人类文明文化演进过程中一些最基本的有关“和合共生”“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的特殊智慧。

　　国家与民族的兴衰起落，文化与文明的延续存亡，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持久的复杂现象，也是一代代中外学者探究解读的谜题。回溯漫长的世界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一些像中国这样地域辽阔、环境多样、民族众多的庞大国家。国家的威仪、国势的强盛，使这些庞大的多民族国家都曾以自己辉煌的文化而显赫于世。但总的来说，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未能保持长久的存在，往往在经历了辉煌的巅峰之后，就以种种方式或早或晚地趋于解体直至消亡了。

　　我们看到，一部世界文明史，留着这样众多的帝国废墟，留着许多个旋起旋落的庞大国家的遗迹。仅在20世纪以来，我们就目睹了许多庞大的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消失过程。然而，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地域广袤的大国，虽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次离合磨难，却始终维持了自己数千年的持久存在。即便是到了晚清末期，到了国家空前危机的近代，列强豆剖瓜分危逼日迫，中国陷入长达百多年的国家衰微与边疆危机，也并未造成国家的解体与民族的分裂，以至在20世纪中叶以后又开始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代重建与全面复兴进程，并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又重新走到了世界发展的前列而成为引领新一轮人类现代发展进程的全球性大国。

中国社会科学网：是什么样的因素使中国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长久统一和持续存在呢？

刘鸿武：这里，我们所特别关注的，是历史上中华文化内部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多民族国家和合共生、和衷共济的关系结构，以及这一关系结构具有的一种内在的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调适机制或文化整合功能，所发挥的特殊的持久作用。事实上，在中华千百年来多民族国家建构和文化关系独特结构及其演进过程中，就隐藏着破解这一千古难题的某些谜底。

　　回溯漫长的中华文化历史进程，以及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我们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化，及在这一整体文化框架下中国国内各民族文化以往发展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曾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在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下，如何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下维系多民族国家持久统一存在的成功范例。中华各民族在历史上如何调适相互间的文化关系，如何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下创建一种共同的文化体系，无疑是一份对人类有着持久魅力和借鉴价值的有关国家治理与民族团结的精神遗产与政治智慧。而今日的中国，民族复兴与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更给中华整体文化和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化注入全新的生机与活力，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开辟着新的广阔天地。

　　与世界上一些曾存在过的多民族庞大国家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在一个极为广阔的空间范围上，汇纳众多民族的文化为一体而又长期保持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存在，从而形成某种一体而又多元的博大恢弘的文化体系，并借此维系多民族国家的持久统一存在。在这方面，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确实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与发展特征。我们把这种独特的魅力与发展特征，概括为中华文化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整体性发展与多样性发展两种趋向长期并存而又协调互动的特殊格局”。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的东方文明大国，持续发展数千年的中华文化，历来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和发展个性，而被视为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几大最主要的自成一体且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之一。这一文化体系有着许多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特征和属性。这些使中华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化而又为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文化特征与文化属性，正是中华文化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基础。它使得我们可以把我国各民族的文化都作为中华文化这一博大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各民族当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即中华民族来看待。但是，这种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与整体性的中华文化观念的成长，并没有导致国内各民族文化个性长期保持和区域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态的消失，这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差异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华文化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追求“和而不同”“和合共生”。这种兼具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文化发展模式对于中华民族的存续有何重要意义？

刘鸿武：历史上中华文化形成的包容、和谐、理性、中道的传统，不是通过消除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或通过实施强制性的民族文化同化政策来实现的，而是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追求“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多元包容形态下的统一。因而，如果我们从世界文化的外部角度着眼，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角度来比较中华文化，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华文明具有巨大的内在统一力量与整体精神。但若从中华文化内部的角度来说，中华文化的结构形态多样性与区域文化差异又是十分鲜明的。中华文化历来有地域上的南北分野、东西之别，更多的还有源于国内各民族差异而产生的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中国现有56个民族，而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见之于史籍的民族就有160多个。总体上看，这些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化，都有互不相同的文化发展背景和演进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的过程也十分复杂。因此，就中华文化内部各民族各地区间文化之多样性来说，我们又完全可以把中华文化称之为一种“多民族文化复合的、结构高度多样化的多元文化体系”，称之为一种“多样性长期存在的统一文化形态”。历史上，中华统一国家内部的“各民族文化的不同步性进程和多流向趋向”是始终存在的。这就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或差异性。

　　而中华文化历史演进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形成了一种将“整体一致性发展趋势与差异多样性发展趋势”两种看似矛盾冲突的发展趋向有机统一起来、协调起来的特殊结构，形成了一种汇纳各民族文化为一体而又长久保持各民族文化个性特色存在的文化调适机制。这是一种十分高超的“和合共生”的政治智慧与文化精神，也是中华文明的精义所在。正因为这种特殊关系结构及调适机制，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的汉民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在相容和相融中交互作用，在并存中相互融合。

　　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关系结构的发展趋势下，中华文化形成了一种以汉民族为核心民族或主体民族，其他众多民族为少数民族的独特的多民族国家关系格局。在这种关系结构下，中华各民族得以在历史上通过持久而强有力的“主体民族文化凝聚力和多元民族文化向心力”，最终促成了一体而又多元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这一巨大的历史文化复合有机体的形成及其长久存在。

　　这种“和合共生”的高明政治智慧，这种多民族国家生存延续的治理机制，无疑为我们理解为何中华文化能生生不息、绵延不断这一历史谜题，提供了最基本的认知框架与关键视角。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华民族的这种特殊关系结构及调适机制，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发展，对于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的长期维系与持久延存，有着十分关键而重要的意义。

　　从文化关系结构的角度上看，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如要维系它的长期存在，就必须在国内各民族文化间形成一种稳定而又富于弹性的文化调适机制。这种文化调适机制能够汇纳众多民族文化为一体而又允许各民族文化个性及特色的长期存在。它需要在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体性发展与多样性发展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平衡状态。

　　因为一方面，只有形成一种超越国内个别民族范畴的、为国内所有民族认可的国家文化共识体系，才能维系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才能为多民族国家的长久统一存在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及强有力的文化纽带。而另一方面，在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又必须始终正视各民族文化个性差异这一客观事实，各民族间必须形成某种文化上的相容关系，允许国内各民族长期保持自己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特色，在各民族相互间形成文化相容关系的格局下，在并存中相互渗透，在交往中相互容纳，由相容而走向相融。不重视多民族国家内部的统一文化建构，与轻易地采取粗暴的民族文化政策，都会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

　　事实上，在一种富于弹性的、包容的、多元调和的民族文化关系结构下，多民族文化及其差异性不但不会是国家统一存在的障碍，相反会带来多民族国家持久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因为，多样性文化资源与精神形态，能使整个国家的文化体系不断获得源自内部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产生的相互刺激，以及在相互刺激中勃发的生机、活力，使国家文化体系保持自我发展和自我更新的动力。反之，任何企图铲除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强制同化政策，都将不仅造成本国文化机体的僵化和生命力萎缩，亦足以促成广泛的各民族文化分离运动，导致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在世界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一些多民族大帝国，大多不能长久维系自己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在于它们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关系。

　　今天，我们需要从中华文化的整体格局上来探讨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基本形态和发展特征，探讨各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这一宏观环境下之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探讨各少数民族文化如何在与汉民族文化发生互动互通的进程中一起参与统一的中华文化的历史建构过程，进而揭示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价值及其在创造统一的中华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和独特贡献，以显示中华文化独具的多元一体特征，以及各民族在这一多元一体格局下所具有的历史向心力和现实凝聚力。而这一切，对于我们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的特质，对于我们全面把握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和现实走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如果说中国未来之发展前景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内地与边疆、东部与西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否能和谐并进共同发展，那么同样的，世界的未来，则很大程度上亦将决定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古国与和平崛起大国，能否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构起一种合作共赢、和合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去“化成天下，包容世界”，开万世之太平。（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毕雁）

本文系刘鸿武主持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五位一体’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A12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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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编辑|方艺茜单敏

审核|浙师大非洲研究院科研办

发布者：

发表时间：2021-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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